大先生为‘国贼’。说别人像不要钱似的,可是轮到自己就不成了,属于死要占便宜,不肯吃亏的主。
可孙大先生呢?
他无所谓,骂他‘国贼’的人多了去了。多一个胡适不多,少一个胡适不少,由他去吧!
当年杨度曾经和他还是不错的朋友,在东京的时候和汪兆铭和孙大先生都走的很近。甚至同盟会成立也是因为杨度的关系,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了孙大先生,并促使了双方的合作。可在民国建立不久之后,他就在报纸上公开骂孙大先生是‘国贼’。
说白了,每一个野心家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,孙大先生或许不符合野心家的标准,但目标确实有,而且很崇高。
可这一点用都没有,‘国党’这两年在他的强硬态度下,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,不带减速的。而陈炯明‘叛变’,驱逐孙大先生成为‘国党’最为危急的时刻。要是局势再恶化,‘国党’可能都要从民国舞台上被驱逐出去了。和北方的合作,才让‘国党’挽回了一些下挫颓势,可就算是这样,孙大先生也无法阻止自己声望的下滑。
不过最近一年多,他想明白了,自己年逾花甲却一事无成,主要是技艺不精。
造反没军队,等于是白忙活。
报纸上见天的骂当官的是汉奸,有用吗?
没用,一点用都没有。
于是这才有了‘国党’将一部分重心放在军队建设上,当然也就是一部分,另外的精力还是放在老花样上。搞刺杀,搞舆论宣传,可收效甚微。主要是民国的官场已经熟悉了‘国党’的这些套路,都防范着呢?以至于‘国党’很多手痒的主只能拿自己人来练手。
至于学生运动……别说‘国党’不熟悉,就是民国的任何一个派系,不管是在野的,还是当政的,都不熟悉。就像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一样,文化运动其实对于政客来说,都是害怕的。因为政治家本来就是引导文化和思想的潮流的一小群人,忽然间发现一群毛孩子都冲在自己跟前横冲直撞,闹不闹心?
好在民国也有人探索出了一条学生运动的道路,只不过大本营在北方。
文化运动也好,学生运动也罢,都要有一个前提,学校多。
而且小学没用,至少得中学以上,在民国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有两个,燕京和上海。
当然在上海也没用,上海的教会学校多,而教会学校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名词,贵族学校。比如说圣约翰,从中学到大学都有年级,而这所学校可以直通哈佛大学。在这样的学校里,没人会想着去搞运动,学校也绝对不允许。还得找公立的学校,那么在民国只有一个城市符合条件,那就是燕京。
燕京是文化运动的中心,也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。多所国立大学为核心,周边的中学为附属,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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