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。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,一个病人,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。但她仍然心烦意乱,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。随后,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: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。
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,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:家庭,朋友,同事。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。在布拉格,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,她才依靠托马斯;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。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,她怎么办?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?
她对自己说: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。腋下的那本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不过是一个假证件,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。他们相爱,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。相爱的事实,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,不是他们的行为,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,而是他们不相配:他是强壮的,她是虚弱的。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。她就象自己的祖国,结结巴巴,气喘吁吁,说不出话。可是,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,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。她对自己说着这些,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:“对不起,卡列宁,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。”
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,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,然后坐下来,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。这时,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,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。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,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。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。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。可现在,她能想象的,就是仰视着他,对他说:“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,行,我在这里呢。”
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,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。这是晕眩,一种猛烈的、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。
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。一个人自觉软弱质,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,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,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,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,希望倒下去,再倒下去。
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,放弃摄影师的工作,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。
可一到布拉格,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,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。
第五天,托马斯突然回来了,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。这一刻,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。
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,冷得直哆嗦。
然后,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。
“一切都好吗?”他问。
“是的。”她回答。
“你去过杂志社啦?”
“打了一个电话。”
“是吗?”
“没有什么事干,我在等着。”
“为什么?”
她没有回答。她不能告诉他,她一直在等着他.
现在,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。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,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。
特丽莎很快也醒了(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,噪音使人无法安眠)。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,因为她,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现在,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,而她要对他负责。她感到,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,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。
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,教堂的钟正敲六点。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,她下班也是六点。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,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。
不,这不是什么迷信,是一种美感,治疗着她的沈郁,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。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。她眼含泪花,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,感到说不出的抉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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