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后来(确切地说是1970年),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(即1968年春)。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,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,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。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、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,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。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,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——比如说,对杜布切克。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,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,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。
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:“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,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,只可能在布拉格有,绝对史无前例!”
“我知道一个前例,”特丽莎说,“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。我怕有人看到它,把它藏在顶楼上。妈妈嗅出了它。有一天吃饭,我们都埋头喝着汤,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:‘好了,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。’她读了几句,就哈哈大笑。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。”
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,自己独自去吃早饭,可她不服从。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,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。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,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。正因为如此,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。
这天早上,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,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。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,但只能容纳少许人,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。谢天谢地,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,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。于是,托马斯拜托那病人,病人拜托教授,教授又托付妻子,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。
她走着去的。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,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,你踩了我的脚,我扯掉你的衣扣,哇哇地嚷着粗话。
天下着毛毛细雨,人们撑开伞遮住脑袋匆匆走着。一下子,圆拱形的伞篷互相碰撞,街上拥挤起来。特丽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伞举起给她让路,女人们却不肯相让,人人都直视前方,让别的女人甘拜下风退缩一旁。这种雨伞的会集是一场力量的考验。特丽莎开始都让路,意识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报时,也开始象其他的女人紧抓住伞柄,用力猛撞别人的伞篷。没有人说“对不起”,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说话,尽管有一两次她也听到有人骂“肥猪”,或“操你娘!”
老少娘们儿都用伞武装起来了,年轻一些的更象铁甲武士。特丽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,身穿超短裙手持长杆旗帜的姑娘们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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