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:“那垂饰真丑”,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,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。他终于没有那样做,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。
鸡尾酒宴的第二天,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。“那垂饰真丑”的话耿耿于怀,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。她的侵犯——无懈可击,喳喳呼呼,劲头十足——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。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,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、不可理喻的狂害。
他捡拾自己的陋袋。克劳迪进来了,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,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,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。
弗兰茨看了她很久,说:“罗马没有什么会议。”
她还没有看出问题:“那你干嘛要去?”
“我有一个情人,已经九个月了,”他说,“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,所以有这么多旅行。我想,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。”
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,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。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。
停了一会儿,他听见她说:“是嘛,我想我是该知道啦。”
她的语气如此坚定,佼弗兰茨掉转头来。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,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:“那垂饰真丑!”
她继续说:“你既然有胆告诉我,你骗我九个月了,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?”
他过去总告诫自己,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,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。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?换一句话来说,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?他的母亲,悲怆而受伤的母亲,他的母亲,穿着不相称的鞍,已经离克劳迪而去——她也许没有,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。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。
“我没有理由瞒你。”他说。
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,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。他直视着她,告诉她是萨宾娜。
一会儿后,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。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,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。他终于对自己说,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。
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,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:克劳迪,安娜,画家阿伦,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。现在,不管她愿意与否,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。弗兰茨会提出离婚,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。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,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,不是萨宾娜,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,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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