唇焦口燥、汗流浃背,根本没心思听他说话。被他烦得不行了,就在记录烧制火候的小本子上写了几笔,撕下条子塞给他,头也不回地说:“拿着我的条子去找陈医官,让他寻个好郎中给那孩子看看吧。”
那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,痛心地说:“那又不是庸脂俗粉,是本县男娼的行头,周小史般的绝代佳人。他向来对别人都不假辞色,唯独对舍人一片真心,舍人怎地一点都不肯怜香惜玉呢?”
不肯。
不去。
反正他帐户里还有八十多块,暂时不用为钱折腰。
大不了下回假装去府城买龙眼、柚子,趁机到府城更大的瓦舍体验生活去。
宋时往后一扬手,冷淡无比地叫人离开,还告诉那人以后不必再来替那行头传话——他不好男色,以后不会再去这种人家。
他当时的确以为那就是他人生唯一一次意外的体验了,可惜世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南风,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。
到了新泰十九腊月,宋大人在容县任上三年考满,府、省、监察御史都给开出了“称职”的考语。递到吏部,就有文书下来,叫他转任福建武平县县令。
明面上两地都是中县,人口只差几百户,不分高低,可实际上两处为官的难易、油水的丰瘠,相差可是不小的:容县是汉瑶杂居之地,百姓性情剽悍,常拖欠粮税,为小事就敢聚众斗殴,官员在此处难出政绩;而福建却是海运发达、地方富庶,百姓都肯纳租税,读书风气也盛,比广西的官好做得多。
宋举人能转任武平县令,连他自己都没想到。
宋时默默回忆了一遍那篇清代县官的论文,对比之下却发觉他父亲并不符合转迁案例——
虽然他爹三年任期间,县里新垦了不少荒山,连年按时交上赋税,没有大灾荒,百姓也没闹什么大事……可他爹是举人出身!按照古代科场的潜规则,举人算浊流官,地位低,升迁困难,基本都得熬满了九年才给挪一挪。
那些三年一升的,都是有进士功名,背后有座师、同年、家长撑腰的。可他父亲、大哥又没有什么交好的同年当了大官……等等,难不成是桓家帮的忙?
这倒很可能。
他们父子虽然在外任上,可这几年与桓家书信往来不断,也常送本地特产回去,就和正式结了亲的亲家差不多走动。两年前师母过世,他虽然没能上京拜祭,大哥却替他走了一趟,当时师公亲自见了大哥一面,桓小师兄也是以礼相侍,悲痛中竟还惦记着他在广西习不习惯……
罢了,等明年桓家出了孝,他当面见着桓家的人再谢吧。
他回到后宅告诉姨娘父亲转迁福建的好消息,叫她安排家人收拾东西,自己则带钱粮师爷、户房书办亲自核对各仓存粮,县库所存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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